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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吹捧式的書評使得越來越多人鄙薄小說

2019-04-10 08:56 來源:中國南方藝術 閱讀

  按: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對自己為什么要寫作,有過一段非常精彩的發言,“我寫作,是因為我有謊言要揭露,我有事實要世人關注,我的初衷是找人傾訴。……我要做的,是將我根深蒂固的好惡傾向和這個時代強加在我們身上的無關個體的公共事務結合在一起。”寫作不僅是為了個人而寫,也是為了他人和世界,文學應當具有美感,同時也不應回避政治性,這樣的觀點都出自于奧威爾的名篇《我為何寫作》——這篇文章既可以視為他的寫作宣言,也確實與他在諸多作品中的強烈傾向相呼應。

  在日前出版的《奧威爾雜文全集》中我們可以看到,除了強調寫作的政治性與公共性之外,他對于寫作和作家的生存狀況還有更加率真的表達。比如在《寫作的成本》一文中,對于嚴肅的作家到底能不能靠寫作掙到錢時,他回答說,不。“有人告訴過我在大不列顛最多只有幾百個人能夠單靠寫書為生,大部分人或許是偵探故事的作家。”奧威爾還對想要成為作家的年輕人說,他唯一能給的建議就是不要接受任何建議,因為當時他要是聽了他人的建議,就根本不會成為作家,“如果你最想當的是一位作家,那么,在我們這個社會,你就是一頭可以被容忍但不會得到鼓勵的動物——就像一只屋檐下的麻雀——如果從一開始你就明白這個處境,你會過得比較開心。”奧威爾的議論精彩之處當然不止于此,在這本雜文全集中,讀者還可以看到他為英國流浪漢和乞丐發聲,為英國烹飪正名(他很喜歡英國面包),以及對文化界——尤其是唯利是圖的書店和套話連篇的書評人——的無情吐槽。

  經上海譯文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從中節選了《為小說辯護》一文,奧威爾在文中批評了以功利態度對待小說的書評人、媒體和出版社,同時也表達了對知識分子看不起小說的態度和做法的憤怒,以及為小說不景氣所帶來的整個文學的退化的惋惜。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為小說辯護》

  文 | [英]喬治·奧威爾 譯 | 陳超

  如今小說的名聲極差,這已經是用不著點破的事實,差到十幾年前人們說出“我從來不讀小說”這句話的時候總會帶著歉意,而如今說出來時總是故意帶著驕傲的口吻。確實,還有幾個當代或基本上可以算是當代的小說家被知識分子認為有閱讀價值,但問題在于,那些內容好壞參半的普通小說總是習慣性地被忽略了,而那些內容好壞參半的普通詩集或評論仍然被嚴肅地對待。這意味著,如果你在寫小說,你的讀者群體要比你選擇其它創作形式的讀者在智力上略遜一籌。有兩個很明顯的原因,解釋了為什么當下的情況使得好的小說不可能誕生。甚至到了現在小說還在明顯地呈現水平下降的趨勢,要是大部分小說家知道誰在讀他們的作品,水平的下降還會更快一些。當然,你可以爭辯說小說是一種不入流的藝術形式,它的命運無關緊要。我不知道就這個看法是否值得進行爭辯。不管怎樣,我認為小說值得拯救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而為了拯救小說,你必須勸說知識分子嚴肅地對待它。因此,分析小說聲望暴跌的一個原因——在我看來這就是主要原因——是很有必要的事情。

  但麻煩的是,人們在呵責小說,說它不應該存在。問任何有思想的人為什么“他從來不讀小說”,你經常會發現歸根結底是因為那些大肆吹噓的書評家所寫的那些令人倒胃的廢話。沒有必要舉很多例子。這里有一段樣本,是從上周的《星期日泰晤士報》摘錄的。“如果你閱讀本書而沒有因此感到快慰而顫抖,你的靈魂已經死了。”如果你對這些吹捧性的廣告有所研究的話,如今對出版的每一本小說都會有這么一番話或類似的言論作為評論。如果你相信《星期日泰晤士報》的這些話,你這輩子就得忙乎個沒完地趕著讀書。每天有十五本小說向你襲來,每一本都是難忘的杰出作品,要是錯過的話將會累及你的靈魂。在圖書館里選一本書變得十分困難,當你無法因此感到快慰而顫抖,你會感到十分內疚。然而,事實上,沒有哪個有思想的人會被這種事情蒙騙,對小說評論的鄙視波及了小說本身。當所有的小說都被冠以天才的杰作之名硬塞給你時,你很自然地會認為它們都是廢話。在文學圈子里,這個看法如今被視為天經地義的事情。如今承認你喜歡小說幾乎就好像承認你渴望椰子糖,或你喜歡魯伯特·布魯克甚于喜歡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兩位都是英國詩人)。

  這些都是一目了然的事情。但我認為目前這種情況形成的原因則沒有那么明顯。表面上看,這場書籍的喧囂是一個簡單而玩世不恭的騙局。甲寫了一本書,由乙出版,在“丙周刊”由丁寫書評。如果評論不好,乙就會撤銷他的廣告,于是丁要么就得吹捧它是“難以忘懷的杰作”,要么就等著被解雇。大體上的情況就是這樣,小說評論淪落到目前的窘境,原因就在于每個評論家背后都有某個或幾個出版商在左右他的意志。但這件事并非它看上去的那么低俗。這場騙局的各方并不是有意識地一起采取行動,他們淪落到目前這種境地在一部分程度上是出于被迫,而非他們的本意。

  首先,你不應該認為小說家喜歡別人給他寫的那些評論,或在某種程度上要對那些評論負責,盡管如今許多人恰恰是這樣認為的。沒有人喜歡別人對他說,他寫了令人心悸、充滿激情的傳奇,它將與英語一起傳承下去。當然,如果沒有人對他說這番話,他會感到失望,因為所有的小說家都得到了這番贊美,你被忽視了也就意味著你的書賣不出去。事實上,出錢買書評這種把戲是一種商業的必要手段,就像護封上的那些吹捧之詞,那只是它的一個延伸。但就算是最蹩腳的花錢買的書評,你也不能責備書評家寫了那些廢話。身處那特殊的境地,他沒有別的東西可寫。因為,只要“每本小說都值得評論”這一看法被認可,即使沒有直接或間接的賄賂問題,也不可能有好的小說評論這回事。

  一份刊物每周收到一摞書籍,把十幾本書拿給那位受雇的書評家丁去寫書評,他有老婆孩子得養,得掙這一基尼的稿酬,還能把寫評論的書拿去賣,半個克朗一本。兩個原因決定了為什么丁不能說出關于他拿到的這些書的真相。首先,很有可能在十二本書里有十一本讓他根本提不起半丁點兒興趣。它們并不是特別糟糕,只是沒有感情色彩、了無生機而且言之無物。要不是收了人家的錢,那些書他連一行字都不會去讀,幾乎每一本書,如果要他說真心話,他只會這么寫:“我對這本書沒有任何感想。”但會有人會付錢給你寫這種東西嗎?顯然沒有。因此,從一開始丁就是不得已而為之,必須為一本對他來說毫無意義的書搗鼓出三百字的書評。他的慣常做法是,對故事梗概作一番簡要歸納(無意間向作者泄露了他其實沒有讀過那本書的真相),然后再美言幾句,完全是一派虛情假意,就像妓女的微笑一樣廉價。

  但有一種邪惡比這更加嚴重。丁不僅需要介紹這本書的內容,還要給出他對這本書是好是壞的評價。既然丁能握筆寫字,那他應該不是傻瓜,至少不會傻到以為《永恒的女神》是有史以來最精彩的悲劇。如果他喜歡小說的話,很有可能他最喜歡的小說家是司湯達、狄更斯、簡·奧斯丁、戴維·赫伯特·勞倫斯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反正是要比當代那些庸俗的小說家好出不知多少的某位大家。因此,從一開始他就得大幅度地降低他的標準。正如我在別處所指出的,對那些普通的小說應用像樣的標準就像用給大象稱重的彈簧秤稱一只跳蚤有多重。在這么一臺秤上根本稱不出一只跳蚤的重量。從一開始你就得用另一部能分出大跳蚤和小跳蚤的秤。這大概就是丁的做法。念念叨叨地一本書接一本書地說“這本書就是廢話”是行不通的,因為——我要再說一遍——沒有人會付錢叫你寫這種東西。丁必須發掘那些不是廢話的話,而且還得多找點出來,否則就會丟了飯碗。這意味著他的標準得降低到說埃塞爾·梅·戴爾的《蒼鷹之道》寫得相當不錯的地步。但在這么一臺精密的秤上,《蒼鷹之道》都能成為一本好書,那《永恒的女神》就是一本非常好的書了,而《有產業的人》是——什么呢?一本令人心悸、充滿激情的傳奇,一部杰出的、觸動靈魂的偉大作品,一部難忘的史詩,將與英語一起流傳下去,等等等等。(至于那些真正的好書,溫度計早就爆了。)以所有的小說都是好書這個設想為起點,這位書評家被驅使著攀爬一架無頂的梯子,所使用的形容詞越來越高級,古爾德(英國作家、書評家杰拉德·古爾德)就是這么走過來的。你可以看到一個接一個的書評家走上同一條道路。剛開始的時候他還多少有一些誠實的意愿,但不到兩年他就瘋狂地叫嚷著芭芭拉·貝德沃斯(英文單詞有“性感撩人,床上風光”之意)小姐的《緋紅色的夜晚》是最美妙、深刻、尖銳和難忘的人世間的杰作等等等等。一旦你開始從事將一本劣書吹捧成好書的罪惡勾當,你就再也無法逃脫出來。但是,靠寫書評為生的你不可能不犯下這種罪行。與此同時,每個有思想的讀者都會覺得厭惡而轉身離開,鄙薄小說成了一種勢利的責任。因此就有了這樣的怪事:一本真正優秀的小說乏人問津,就因為它受到了同一番廢話的贊揚。

  很多人建議,只要不對小說作評論就萬事大吉了。或許會是這樣,但這個建議并沒有用,因為這種事情是不會發生的。沒有哪家仰仗出版商廣告的報紙能拋棄它們,雖然比較有見地的出版商可能會意識到摒棄吹捧式的書評并不會帶來什么損失,但他們沒辦法停止這么做,原因就像國家不能解除武裝一樣——因為沒有人愿意第一個開始這么做。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吹捧式的書評仍將繼續存在,而且會變得越來越糟。唯一的解救辦法就是設法讓它們不被關注。但這只有在某個地方有一篇像樣的小說評論作為比較的標準時才會發生。也就是說,需要有一本期刊(一開始的時候一本就足夠了),把小說評論做出特色,但拒絕接納任何廢話。在這本刊物里,評論家就是評論家,不是街頭藝人的傀儡,當出版商拉動牽線的時候就得動動他們的下巴。

  或許有人會回應說已經有這樣的刊物了。比方說,有好幾份高端的雜志,里面所刊登的小說評論是有思想的,而不是被收買的。是的,但要緊的是,那種期刊不會特別對待小說評論,肯定不會嘗試去了解當前小說出版的最新情況。它們屬于高雅的世界,而那個世界已經認定眼下的小說都是卑劣之作。但小說是一種流行的藝術形式,《標準》或《品味》先入為主的觀點是,文學就是高雅的小圈子里互相撓背的游戲(爪子朝內還是朝外則視情況而定),以這樣的想法去看待小說是沒有意義的。小說家的主要角色是講故事的人,一個人或許講故事講得很精彩,但不被視為狹義的“知識分子”。每年有五千本小說得以出版,而拉爾夫·斯特勞斯(英國作家、書評家、出版商)會懇求你將它們統統讀完,要是全部都是由他寫書評的話他就會要你這么做。《標準》或許會紓尊降貴為十幾本書撰寫書評,但在十幾本和五千本之間,或許有一百或兩百乃至五百本不同水準的書擁有真正的價值,這些是任何在乎小說的書評家應該專心關注的。

  但第一要務是某種評級的方式。大量的小說根本不應該被提起(比方說,想象一下要對《琴報》的每一篇連載故事都嚴肅地進行評論的話,該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但即使那些值得一提的書也屬于完全不同的類型。《萊福士》是一本好書,《莫羅博士的島嶼》也是,《帕爾馬修道院》也是,《麥克白》也是,但它們是不同層次的“好書”。同樣地,《如果冬天到來》《深受愛戴的人》《一個不愛社交的社會主義者》《蘭斯洛特·格里弗斯老爺》都是爛書,但“爛”的程度也不一樣。事實就是如此,那些一味吹捧的書評家將自己的行當攪成一潭渾水。應該有可能設計出一套或許可以很嚴格的系統,把小說分出一二三類來,這樣一來,無論書評家對一本書是贊揚還是貶斥,至少你會知道他的話在多大程度上是嚴肅的。至于書評家,他們必須是真正關心小說藝術的人(這或許意味著既不是陽春白雪,也不是下里巴人,不會淪于中庸,而是富有彈性),對技巧感興趣的人,而且對探索一本書究竟寫的是什么更感興趣。這樣的人有很多,有些非常差勁的雇傭書評家雖然現在已經無可救藥,但正如你從他們早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的,一開始的時候就是這樣的。順便說一句,將更多的小說評論交給業余人士去做或許會是一件好事。比起一個有能力但倦怠的職業書評家,一個不從事寫作但剛剛讀了一本令他深有感觸的書的讀者更有可能讓你了解那本書是關于什么內容的。這就是為什么美國的書評雖然很傻帽,卻要比英國的書評好一些。他們比較業余,也就是說,更加嚴肅。

  我相信按照我所說的方式去做,小說的名聲或許可以恢復。最重要的是有一份能趕得上當前小說出版而又拒絕淪落到它們的水準的報紙。它必須是一份低調的報紙,因為出版商不會在里面投廣告。另一方面,一旦他們發現某本書真的值得贊美的話,他們會很樂意在書封上明言。就算這是一份非常不起眼的報紙,它或許也能促進小說評論的整體水平得到提高,因為星期天報紙的廢話得以繼續下去純粹是因為沒有什么與之形成對比。但就算吹捧式的書評家仍一如既往,只要有像樣的書評讓一些人知道小說仍然是嚴肅讀物,那就沒什么要緊的。因為,就像上帝所承諾的,只要在索多瑪城仍有十個義人,他就不會將其摧毀。因此,只要在某個地方有哪怕只是幾位小說評論家不至于淪落到插標賣首的地步,小說就不會完全受到鄙視。

  目前,如果你關心小說,甚至自己寫小說,前景是很令人郁悶的。“小說”這個詞讓你想到的是“吹捧”、“天才”、“拉爾夫·斯特勞斯”,就像“雞肉”會自動讓你想到“面包沙司”一樣。有思想的人幾乎是出于本能地回避小說。結果,已成名的小說家身敗名裂,而“有話想說”的新銳作家則轉而投身幾乎任何其它創作形式。由此所引發的退化是很明顯的。比方說,看看那些在廉價文具店的柜臺上堆積的四便士中篇小說。這些東西是小說式微的副產品,它們和《曼儂·萊斯戈》(法國作家安托萬·弗朗索瓦·普雷沃斯的作品)與《大衛·科波菲爾》的關系就像哈巴狗和狼的關系一樣。很有可能不久之后普通的小說將和四便士的中篇小說沒有什么區別,雖然它仍然會以七先令六便士的裝幀出現,在出版商的吹捧下賣得很紅火。許多人曾經預言小說注定將在不久的未來消失。我不相信小說會消失,理由要講述出來會很費時,但非常明顯。更有可能發生的是,如果不能勸說最優秀的文學才子回歸小說創作,它將以某種馬虎應付、受人鄙視、無可救藥的墮落形式繼續存在,就像現代的墓碑或“潘趣與朱迪木偶劇”(17世紀由意大利傳入英國的滑稽木偶劇,以潘趣和朱迪兩夫婦為主人公)一樣。

  本文節選自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9年3月《奧威爾雜文全集》[英]喬治·奧威爾 著 陳超 譯(下),經出版社授權發布,較原文有刪節。

  來源:界面新聞企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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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4-10發布  |   次關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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