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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紀念海子,更要拋棄那些假而空的東西

2019-03-27 09:11 來源:中國南方藝術 作者:楊是 閱讀

今天,是海子逝世30周年的忌日,若按出生年月來算,海子剛剛才過55歲。就是這樣一位25歲選擇自殺的年輕詩人,在1989年3月26日之后的30年里,幾乎經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全民“造神”運動。

他的自殺被視為一個理想主義時代的終結,他的形象被供奉為一代文藝青年的精神符號。百年新詩史,沒有任何一個名字曾像“海子”這般引起持續的震動。3月26日,亦是三毛的生辰、林語堂的忌日,但他們也未曾像海子這樣,“不僅對現在、將來,而且對過去都將產生重大的影響。”(陳東東語)

海子

海子(1964年3月24日—1989年3月26日),原名查海生,出生于安徽省懷寧縣高河鎮查灣村,當代青年詩人。

在30周年的這個節點上,我們紀念海子。只是,這30年與20年、10年時的紀念有什么不同呢? 在散佚的隨筆中,海子曾經寫道:

“這世界需要的不是反復倒伏的蘆葦、旗幟和鵝毛,而是一種從最深的根基中長出來的東西。真東西。應該向上生長出來。”

這個“真東西”,便是我們紀念海子的意義吧。

從誤解說起

懷念海子時,許多人都會提到一首詩,甚至能夠熟練地背誦出來:

“春天,十個海子全都復活/在光明的景色中/嘲笑這一野蠻而悲傷的海子/你這么長久地沉睡到底是為了什么?/春天,十個海子低低地怒吼/圍著你和我跳舞、唱歌/扯亂你的黑頭發,騎上你飛奔而去,塵土飛揚/你被劈開的疼痛在大地彌漫。”

人們說,這首《春天,十個海子》是海子人生中的最后一首詩,它預言了海子的死,甚至精準地預言了海子的離世方式。這首詩寫于1989年3月14日,富有隱喻性的日子。但其實這并非海子最后所寫,海子生前寫的最后一首詩歌是這篇名為《桃花》的詩:

曙光中黃金的車子上
血紅的,爆炸裂開的
太陽私生的女兒
在遲鈍地流著血
像一個起義集團內部
草原上野蠻荒涼的彎刀

3月14日那天晚上,海子在寫完《春天,十個海子》之后(或許是之前),集中修改了四首桃花詩:1987年的《桃花開放》《你和桃花》,1987年所寫并于1988年修改過兩次的《桃花時節》,以及1988年的《桃樹林》。他還修改了1987年的《春天》。3月15日,海子寫下了最后一首《桃花》。

在這幾首密集修改與寫作的桃花詩中,充滿了相似的意象與狂暴的氛圍:“冬天的火把是梅花/現在是春天的火把/被砍斷/懸在空中/寂靜的/抽搐四肢……從月亮飛出來的馬/釘在太陽那轟隆隆的春天的本上。”(《桃花開放》)

“溫暖而又有些冰涼的桃花/紅色堆積的叛亂的腦髓……桃花,像石頭從血中生長。”(《你和桃花》)

“桃花開放/太陽的頭蓋骨一動一動,火焰和手從頭中伸出……他在一只燃燒的胃的底部,與桃花驟然相遇。”(《桃花時節》)

傳統的桃花意象,如《詩經》,如《桃花扇》,往往與少女、青春、愛情有關,也往往充滿了灼灼其華的絢麗。海子的詩擁有了前者,卻并不擁有后者,這些桃花意象與太陽、黑夜、火焰、血液、骨髓纏繞在一起,更像是一個核爆現場。

在這個由詩歌構建起來的“起義”現場中,如血一般怒放的桃花仿佛是海子沖破生命囚籠的武器。

(海子寫過六首桃花詩,還有一首1987年創作的《桃花》,他在詩中寫道:“桃花開放/像一座囚籠流盡了鮮血”。)

而在這幅桃花核爆的血紅圖景中,海子想要表達的似乎比《春天,十個海子》中的“復活”主題更進一步,更加暴力,也更加具有某種獻祭般的美學。但很可惜,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一點,即使是那些每年熱衷于參加海子詩歌朗誦會的狂熱“信徒”們。

有意無意的誤解還有很多,比如那首幾乎家喻戶曉的詩歌《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很大一部分人認為它是一首溫暖明亮的詩,在中學語文教材中,在各種博客和QQ簽名檔中,“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被賦予了諸如“活著真好”、“詩意棲居”這樣的積極意義,甚至被引作職場勵志格言。語言表層的簡單和溫暖被視為此詩的要義,經過各種心靈雞湯式的闡釋甚至浸染了“小資”的甜膩口味。

而實際上,這首詩的內部世界呈現了一種斷裂,是一種背向大海的姿態,隱含著海子極度絕望的心境。這首詩寫于1989年1月13日,海子剛剛再次作別夭折的愛情,是他自殺前夕所經歷的最為痛苦、孤獨的日子。

被神化與被消費的海子

海子去世后,詩人西川寫過一篇名為《懷念》的文章,開篇講到:“詩人海子的死將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神話之一。”

現在,30年過去了,海子確確實實成了一個“神話”。

他的詩被模仿,形成了書寫“麥地狂潮”的“海子體”;他的自殺被闡釋,具有了“形而上”和“準神學”的意義;他的死亡地被解讀為“巨大的種族之門”;他的出生地迎來了一批批前來祭奠和瞻仰的人們;他被塑造成具有彌賽亞神性的先知,甚至有不少狂熱分子將海子神化為一個帶有鬼魅之氣的神秘者,扮演他的傳人和化身。尤其是1989年到1994年這個階段,海子之名被動經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造神運動”,在那段時間里,他一個人的影響甚至可能超過了整整一群朦朧派詩人。

海子的死亡成為了一個“事件”,一種“現象”。他從一個曾經飽受爭議的年輕詩人迅速躍升為一個富有啟蒙色彩的文化符號,一個巨大的詩歌文化熔爐。盡管存在著種種誤讀,但如臧棣所說:“每個閱讀海子詩歌的人,真的也好,假的也罷,都在某種程度上從海子的詩歌文本、特別是海子的文化理想中認出了自己的渴望。”

與大多數人印象不同的是:詩歌界內部對海子的評價,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高。不管是海子生前還是身后,都存在著種種質疑的聲音。那么,是什么讓海子成為了一種現象?這或許與彼時的時代境況與思想潮流有關。

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興起的“存在主義哲學熱”中,詩人自殺是一個熱門命題,法國作家加繆認為,自殺是“唯一重要的哲學問題”,國內學者劉小楓則稱,“詩人自殺”是“20世紀最令人震撼的內在事件”。海子之死,恰好處在一個轉折性的時代背景上,因此被賦予了更多象征意義,被看成是一種“殉道”,一種“預感”,一種年代斷裂的標識。

很難說這里面沒有一點臆想和圍觀的味道。臧棣由此提出了“海子熔爐”的另一種情形:“自覺或不自覺地,也有相當多的一批人把他們自己的認知甚至是偏見當成了一種生命的原料,投進了海子的詩歌熔爐,然后從里面撈出了一勺滾燙的鐵水,去鑄就他們自己所需要的詩歌祭器。”有些“信徒”為了某種迷幻的效果,不惜夸大事實甚至編造出許多不實傳言。海子便是這樣被糊糊涂涂、慌慌張張地推上了神壇。

在海子自殺之后,這類“信徒”不斷涌現,海子的生前好友、詩人西川曾將這些人總結為三類:瘋子、傻子、騙子。他半是調侃半是痛苦地向海子“祈禱”:

“海子老弟,別再讓你那些瘋瘋癲癲的崇拜者再來折磨我了。他們崇拜的是你,可他們糾纏的是我。他們既不懂你的詩歌,也不懂我的詩歌。他們只是在敗壞詩歌的名聲。由于這些家伙,詩人在這個世界上已經變成了可疑的人,已經變成了嘲笑的對象。”

但比起海子的“被神化”,令詩人更擔憂的是海子的“被消費化”。雖然唐曉渡曾說:“對于那些以消費態度對待詩的人來說,海子的質量太大了,大到足以磕掉他們所有的美學牙齒。”但還是會有人制作出精良的假牙套。

早在十年之前,詩人胡續冬就發出了警告:“對海子的認知已經進入了消費化時代,他的很多短詩可以變成房地產商的廣告語,很多人開始琢磨海子的地域性,借用他拿出地方經濟名片。現在的海子并沒有被神化,要警惕的是消費化的傾向。”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例子是“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屢屢被印在海景房和高檔別墅的大幅戶外廣告板上。詩人西川曾經在某本時尚雜志上看到:一個女子在海邊迎風揚手擺姿勢,另一邊寫著“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他不禁懷疑,如果這個女子知道這首詩的作者之后不久就自殺了,會作何感想。

其實這在現在看來,也并不是什么特別的奇聞。當初艾略特的詩名如日中天時,他的詩句“時間現在和時間過去/也許都存在于時間將來”也曾作為汽車輪胎廣告,矗立在美國的高速公路上。余秀華的詩句如今也屢屢被用作招攬游客的噱頭。但是如果說如今的海子紀念會都變成了走紅地毯、娛樂演出,而詩歌本身卻成了裝飾,那紀念還有什么意義呢?

他使詩人覺得,“似乎自己還活著是一件羞愧的事情”

海子之死所釋放出的巨大能量引發了死亡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據不完全統計,海子身后五年,相繼有14位詩人非正常死亡。1989年5月31日,整理海子遺稿的詩人駱一禾便突發腦血管破裂去世。除此,我們可以接著列出一串長長的死亡名單:

1990年10月19日,詩人方向服毒自殺;

1991年9月24日,詩人戈麥自沉于北京西郊萬泉河;

1993年10月8日,詩人顧城在一棵樹上吊頸而死;

1996年12月13日,詩人徐遲從六樓病房縱身自殺;

2007年10月4日,詩人余地于家中自殺身亡;

2010年12月30日,詩人馬雁在上海某酒店墜樓去世;

2014年10月1日,詩人許立志墜樓身亡;

2014年10月30日,詩人陳超自十六樓縱身躍下身亡。

如果算上意外離世的詩人,這份墓志銘里還應當加上馬驊、張棗等人。如果不那么刻板地定義“詩人”這個稱呼的話,還應當加上胡河清、余虹、江緒林等人的名字。我們很難說,這些人的死亡與海子是否有關系、有多大的關系,每個人自殺的原因都是很具體、很日常、很隱秘的。戈麥是被公認為追隨海子離世的詩人之一,他在某日醉酒之后,一頭扎入了北大燕園北側水渠的污泥中,似乎有意選擇和海子之死完全不同的寓意。

人們很少記得這些詩人的死,雖然他們的詩寫得并不遜色。他們僅被小部分的詩歌愛好者記住,在大眾面前幾乎是被遮蔽的,仿佛海子占有了所有人的死,也占有了所有人的生。如果為當代自殺的詩人們建造一座金字塔,那么海子如今站在了最高處,為金字塔底的眾人投下了長長的陰影,他使人覺得,“似乎自己還活著是一件羞愧的事情”。

很多讀過海子和駱一禾的詩人都曾表示過疑惑,駱一禾的詩寫得也很好,比起海子另有一番滋味,每年海子的忌日之后也是駱一禾的忌日,但為何曾經同樣閃爍的名字,另一個卻黯淡下去了。

同是詩評家的詩人陳超認為,駱一禾的意義在于他和海子不同的方面,“他不像海子那樣以從天下視的先知的方式說出,他更像是一位地上的義人。就我個人的喜好而言,我更傾向于駱一禾的態度。親切,友善,觸動心房。這個平展著紅布的目光清徹的男子,是謙和的仁義之士。”

西川在懷念駱一禾的文章中所說與陳超有相似之處:

“駱一禾是一群人,他腦子里想的是別人,這樣的人,有偉大的性格,偉大的力量,昌耀也是這樣的人。海子有很多尖銳的地方,駱一禾也有很多尖銳的地方,但大家不太知道,他是一個‘眾人’,海子是一個人,這是他們倆的區別。駱一禾看到的世界比海子更廣闊,他看到了全世界。”

這里面似乎有些不可用理性判斷的東西。駱一禾在整理海子遺稿的時候定是被海子強大的黑暗吸噬了,以至于精神和肉體受到了強烈的震蕩。當駱一禾突然死去,西川“不得不目瞪口呆地面對了這一場命運的狂風暴雨”,接手全部的整理工作時,他感到自己很可能像駱一禾一樣,沉入海子深不可測的黑暗中,因此“非常恐懼”。

在抄寫《敘事詩》的那個晚上,他不得不五次停筆,每一次都恐懼地從“一”數到“十”,似乎被一種異樣的感覺控制著。為了不被海子“吸”走,西川只能抄一星期,停一星期,寫些自己的東西,讓自己獲得抵御的力量。從這個角度來看,海子從一個反方向上推了他一把,他要“向上掙一下”才能自我保全。這決定了西川以后的詩歌道路:海子、駱一禾寫什么,他就不寫什么。

但陳超似乎未能擺脫海子強大的吸噬力。不知他是否最先意識到了海子臨死前修改桃花詩的用意,在1990年4月寫下的一組詩中,陳超也描繪了一幅與海子的“桃花”相似的狂暴圖景:“我目光焚燒,震動,像榴霰彈般矜持——/在最后時刻爆炸!裸體的桃花重又升起/掛在樹梢。和我年輕的血液融為一體。/但這一切真正的快樂,是我去天國途中的事。”(《我看見轉世的桃花五種》)

他們的桃花都同時承載著死亡的命運,都以一種強烈的爆發方式釋放出復活的能量。

關于海子的能量,西川在《生命的故事》中有這樣一段描述:“由于海子沒有經過嚴格的文學訓練,他的身上始終洋溢著一股自由的寫作精神。這首先表現在寫作的抱負方面,其次表現在對語言的霸占方面,再其次表現在對想象力的揮霍上面。”

有一年他去四川成都見了一些詩人。吃飯時大家比賽想象力:天堂是什么樣?天堂里有什么?后來海子跟駱一禾和西川吹牛:他的想象力最棒 ,把別人全滅了。海子在政法大學講授的美學課很受學生歡迎,在談及“想象”這個問題時,海子曾如此舉例說明想象的隨意性:“你們可以想象海鷗就是上帝的游泳褲!”

在海子的身上,蘊含著一股自然的力量,直覺的力量,正是這股直覺之力讓他一眼看出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其實就是一部《舊約》,也正是這股力量使得他的詩歌雖不成熟,卻常讀常新,擁有持久的生命力,甚至掩蓋了其他詩人的光芒。對于那些剛開始接觸詩歌神奇力量的人,海子尤其能夠引發最大的震撼。

海子之死

你知道我的誕辰、我的一生、我的死亡,但不知道我的命。你知道我的愛情,但不知道我的女人。你知道我歌頌的自我和景色,但不知道我的天空和太陽以及太陽中的事物。(海子《弒》)

1989年3月26日,海子最終選定了山海關和龍家營之間的一處火車慢行道,那是一段適合自殺的地點,此前已有三個人在那里臥軌。火車將在這里拐彎,而且車速很慢,可以等車頭過去,再鉆進后面的車輪,不至于被疾速的車頭撞飛或者剮碎。下午5點30分,天色漸漸有了微茫之意。當1205次火車開過時,為了不被司機發覺停車,他趁火車慢行時鉆進了車輪下面,被斜軋為兩截,于是“被劈開的疼痛在大地彌漫”。

此前一天他沒吃什么東西,據說胃里只有兩只橘子。人們在現場發現了一個他的書包,里面裝著四只橘子和四本書:一本梭羅的《瓦爾登湖》,一本海雅達爾的《孤筏重洋》,一本《康拉德小說選》,還有一本《新舊約全書》。

海子死后,眾人紛紛猜測死因,有人認為海子的死是因為精神分裂,有人說海子的死是“殉詩”之舉,有人說海子死于城市和鄉村的矛盾,有人說海子死于愛情的幻滅,有人說海子死于練氣功造成的走火入魔。在他自殺前,海子還神秘地失蹤了幾天,沒有人知道3月18日到3月21日這四天海子的行蹤。

海子死前為自己的死因寫了些十分荒唐的理由,提到練氣功致使出現耳鳴、幻聽和思維混亂等現象,并提到兩個曾和他一起練氣功的人的名字。但他最后的遺書卻推翻了之前寫的所有遺言,看起來十分決絕:

我叫查海生,我是中國政法大學哲學教研室的教師,我的自殺與任何人沒有關系,我以前的遺書全部作廢,我的詩稿仍請交給《十月》的駱一禾。

種種證據表明,海子是“頭腦十分清醒地自殺的”,是“審慎”的行為。并且在去山海關赴死前,把他在昌平的住所打掃得干干凈凈。

西川最后一次走進海子住處時,感覺到“他的房間潔凈如墳墓”:門廳里迎面貼著一幅凡·高《阿爾療養院庭院》的印刷品。左邊房間里一張地鋪擺在窗下,靠南墻的桌子上放著他從西藏背回來的兩塊喇嘛教石頭浮雕和一本西班牙畫家格列柯的畫冊。右邊房間里沿西墻一排,是三個放滿了書的大書架,屋內有兩張桌子,門邊的那張桌子上擺著他生前珍愛的七冊印度史詩《羅摩行那》,門后是一堆酒瓶。

最廣泛的解讀是“殉詩”:海子之死是對“詩歌意志”的獻身。陳東東用海子曾為蘭波寫過的“詩歌烈士”來形容海子的死。海子所熱愛的蘭波、荷爾德林和葉賽寧也都是“短命天才”。

但很多年之后,人們慢慢發現,這種理解其實存在著某種夸張的成分,只不過,它恰好表達了當時掙扎于困境的邊緣人士的心境。“我們首先應該看到的是他的詩歌精神,一種極限沖擊自我的巨大的勇氣。”唐曉渡說,“80年代末如果存在一種終結,那并不僅僅是由海子來標志的,但他是一個最炫目的現象。”

海子之后,中國詩歌發生了什么呢?1989年,海子的詩及海子成為逝去時代的象征,海子之后,純粹的抒情不再可能,高蹈的詩歌理想也漸趨消逝。但海子成功地在上世紀90年代“死而復活”,另外一個重要的人物是王小波。在王小波身上,人們汲取到自由主義的力量,在海子身上,人們汲取到理想主義的力量。

可以說,海子是少數幾個真正在詩歌與價值的關系上進行認真思索的當代詩人,其中有幼稚的、不通世故的成分,但更多的是遠見卓識。今日我們仍舊需要紀念海子,但急需拋棄那些假而空的東西,那些被涂飾了的、誤解了的東西,去讀他的真正的詩,去了解他的真正的生命狀態,雖然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散佚的隨筆中,海子曾經寫道:

“這世界需要的不是反復倒伏的蘆葦、旗幟和鵝毛,而是一種從最深的根基中長出來的東西。真東西。應該向上生長出來。”

這個“真東西”,便是我們紀念海子的意義。

作者 楊是

來源:新京報企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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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27發布  |   次關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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