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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苦時刻的回顧”:讀李建春《幼年文獻》

2018-08-23 08:34 來源:中國南方藝術 作者:一行 閱讀

一行


一行,詩人,批評家,哲學學者。本名王凌云,1979年生于江西湖口。現居昆明,任云南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已出版哲學著作《來自共屬的經驗》(2017)、詩集《黑眸轉動》(2017)和詩學著作《論詩教》(2010)、《詞的倫理》(2007),譯著有漢娜·阿倫特《黑暗時代的人們》(2006)等,并曾在各種期刊發表哲學、詩學論文和詩歌若干。

“在這困苦的時刻,我回顧”——《幼年文獻》的最后一行,交待了李建春寫作這首長詩的處境和動機。這里的“困苦”,并不只是個人生活中遇到的困境或煩惱,而是一個與“我們”、與“我們”處身其中的“結構”相關的總體性的困境。它包含著一種與文明、民族、國家相關的歷史感。不難看到,整首長詩主要是在一種儒家的文化-倫理立場和歷史觀的支配下寫成的,“困苦”其實就是儒家所說的“憂患意識”。它指向對“天命”的憂慮,對我們時代的人、自然和社會“究竟往何處去”這個問題的憂慮。

詩歌對宏大問題的思索,必須與處境的具體性關聯在一起。在這首詩中,寫作或回顧時刻的歷史處境,與被回顧的幼年時代的歷史處境之間形成了一種對話關系。這是“今日之我”和“幼年之我”的對話,李建春將其形容為“我看我自己/像看我的兒子”。這兩個“我”之間的差異不僅是時間或年齡的差異,而且是歷史性與自然性、儒家狀態(中年)與道家狀態(兒童)的差異,它們之間并不是對立的,毋寧說,“今日之我”附身于“幼年之我”上,在旁觀其舉動的同時,又試圖教育、調校他,并對其經驗進行一種基于成年立場的議論。“今日之我”在旁觀和議論時,對“幼年之我”采取了某種包容甚至欣賞的態度。這首詩在文化立場和風格取向上的儒道并用、以儒家為主兼容道家的基本特征,在這種“成年-幼年”關系的“父-子”式隱喻中,已經體現出來。

寫作時刻的“我”已經具有了儒家立場,他對我們當下歷史處境的基本判斷是:

……我們也沒有上升
白白地從一個集體中失散
除了欲望,找不到別的路
激情更換了名字,想改回去
我們旁觀,冷漠,卻深深地
榫合于結構中,因為結構也是冷漠

作者所理解的“當下”,是一個共同體解體、人們被欲望和激情支配、歷史出現了反復的時刻。在這一時刻,去回顧自己的幼年時代,并不只是一種常見、空泛的懷舊和鄉愁而已。作者事實上是認為,當下的中國社會與政治出現了“結構性的問題”,而這一結構性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說,已經在幼年時代的歷史中有其來源或原型。這個結構性的問題,就是在激情、欲望、禮法和實踐理性這四者之間的失調。幼年時代所經歷的那段歷史,它的實質是喪失實踐理性和禮法約束之后的暴力、殘酷和混亂,是在權力和愚蠢的支配下對血氣或激情的放縱。而我們這個時代,禮法和實踐理性也沒有重新撿拾回來,仍然是激情和欲望的統治。

由于這首詩對幼年時代的回顧采取了儒家的文化立場,它從倫理、鄉村和寂靜的角度去反思那段歷史,因而整首詩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其中經驗的“歷史感”和“在地性”(或地方性),以及更重要的,在理解這種經驗時所采用的立場、視角和方法的“中國性”。“在地性”主要體現在詩對鄉村生活場景的生動敘述、對方言詞匯的運用和生活氣息的現場還原上。在很多當代中國詩人那里都有類似的書寫。《幼年文獻》的特殊之處在于,李建春在理解和描述這段幼年經驗時,所使用的語匯以及語匯背后的思想方式,其核心部分來源于中國古典傳統中最重要的那些精義。中國當代有很多詩歌,也喜歡寫鄉村、地方、家族的經驗和記憶,但是,許多詩都只具備事件或經驗的在地性,而它們用來描述這種經驗的語言方式和思想方式,卻仍然是一種現代主義的、使經驗變得可普遍化的方式,它們是“地方的”但未必具有文化意義上的中國性。另一些詩人則在詩中廣泛征引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符號、語匯、義理和氣息,卻每每陷于玄虛和文人情調之中,看上去具有“中國性”但并不具備詩歌經驗的結實度。而在這首長詩中,儒家和道家這兩種中國文化的主流精神都貫通始終,卻毫無文人的常見情調。這首詩對儒家和道家精神的引入,都是具體的、結實的。進行回顧的“今日之我”主要是一個儒家的自我,詩中對血緣、孝心、治喪、禮法等倫理事物的強調,是儒家自我的特征。而詩在描述幼年狀態時,卻主要采用了道家的理解方式。可以認為,這首詩試圖將“幼年之我”塑造為一個道家意義上的“赤子”。詩中對童年或者兒童性的理解,以及對自然、動物和某些游戲式的場景的描述,都與道家有關。比如以下段落:

……我們說粗話,罵娘
戳你伊!有時甚至舉起雀雀
對著天空,作勢戳鱉——天空的鱉
叫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將天空說成“玄牝”當然出自《老子》。類似的段落還有:

這根本在動,從四面八方
渾然如一地吸引,渾化
我告誡自己要辨別;我不能辨別
就稱它為童年

“儒家自我”與“道家自我”的交織,且以前者吸收和包容后者,構成了這首長詩的精神氣質。而“涅槃”、‘慈悲”等佛家詞匯雖也偶有出現,卻并不重要。不過,作為詩人的李建春在這首詩中并沒有像楊鍵那樣,給出一個完全確定的解決困境的方案。他更多的是將儒家的倫理立場融化在理解、感受和描述之中,這樣他對歷史的評議并不通向某種強制性的未來。

《幼年文獻》和大多數寫鄉村或幼年回憶的詩歌的另一個重要區別是,它對村莊史、家族史和個體經歷的敘述,是具有完整的歷史觀的。多數同類詩歌都欠缺這樣一個完整歷史觀的維度。即使它們具有某種歷史感,也很難將這樣一些村莊、家族和個體身上發生的事件,納入到得到完整思考的歷史觀的框架中。不僅從前面所引的詩的結尾中,可以看出詩人對“歷史之反復”及其背后的結構性要素的思索,而且下面的段落也同樣暗示著一種歷史觀:

沒有人站在鄉村的角度、寂靜的角度
鄉村是寂靜。在山水畫中表現得那么好
難道錯了?在寂靜看來,1919年、1927年
以及49年、53年、58年
與1966年是同步發生、一體的
農村包圍城市,就是寂靜的鐵、血
包圍的現代性,逃無所逃。

中國村莊的面貌,在現代中國革命之前的一千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里,幾乎是完全靜止的。這是一種“寂靜的鄉村”和“靜止的歲月”。然而,這首詩所書寫的村莊,恰好處在這種寂靜被劇烈打破的那段時期。如果從鄉村、從寂靜的角度來理解這段歷史,我們看到,中國的近現代史,事實上就是現代性帶來的“倫理”和“自然”雙重解體的過程。近現代史上的每一次重大事件(1919年,1927年,1949年……)都是這一過程中的一個環節。這首長詩在中國近現代史的脈絡里,理解自己的村莊和村莊中的人事,將村莊的命運與國族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同時又站在“鄉村”和“寂靜”的角度,反過來觀照中國近現代史,對這一歷史的走向進行反思和評判。這種雙向的理解,構成了詩的歷史觀。

從“鄉村是寂靜”到”寂靜被打破”,我們可以看到,這首詩中所書寫的自然與歷史之間的微妙關系。詩的兩個核心主題是“鄉村”和“幼年”,這兩個主題都具有強烈的自然性。幼年和村莊,就其自身來說,似乎都是靜止的,或處在永恒自然之中的。它們與那種劇烈變動的“歷史”之間,本來就存在著一種沖突或者對立。幼年,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人還沒有進入到文明社會中的一種質樸、野性的狀態。它還處在自然性和直接性之中,因此幼年的經驗本身并不具有歷史感,它幾乎完全是自然的。詩中那些打鬧、游戲、與動物的關系、與父母兄弟的親昵,都非常質野、天然。然而,“鄉村”和“幼年”在詩中都被卷入到歷史之中。鄉村是由于革命或階級斗爭的洪流而被卷入歷史,它的寂靜無法再保持。而“幼年”,在這首詩中是由于回顧性的視角,被納在歷史之中進行理解。在回顧中,由于后來的知識閱歷和文化立場的介入,那些在最初顯得天真、渾沌的經驗,都具有了某種歷史含義。這首詩對幼年經驗進行的敘述,是要看到它與更大的歷史境遇之間的關聯,并從中尋找自己個體精神演變的源頭。

在“鄉村”和“幼年”這兩個本身屬于自然、但又被強行帶入到歷史之中的主題之外,詩中還有兩個主題也涉及到自然與歷史的關系。那就是“性”的主題和“動物”主題。“性”既是自然之物,也是歷史之物。對于小動物般的幼童來說,性意識其實還沒有完全開啟,處于懵懂和模糊之中。他在鄉村生活中已經能夠看到一些與性相關的情景了,無論是看到大人們的裸體,還是自己光著身子玩耍、說粗話,這些都是生活中常見的自然景象。但是,詩中有一段寫道:

……只有屁股功能比較多
因為離那地方近,全身最白的一塊
掩護一點黑。鄉下人不知何故
對白特別有性感。拍打和捏
性質路線不同:拍打是共產主義
可以公開進行;捏是資本主義

對屁股進行“拍打”和“捏”之間的意義差別,不是自然差別,而是特定時代意識形態造成的差別。于是,動物中也會存在的騷擾和調情,就具有了某種歷史性。而父母在半夜的親密行為,也采取了這一歷史情境下才有的方式:“這里,愛是壓低的/只有暴力才無羞恥感,才有空間。”

詩中的動物主題,分布于很多段落之中,但最集中的段落是從“溫良的動物”到“我太小,不知道怎么飛”這三段。在這三段中,兒童與動物的關系,幾乎完全是自然性的。但是,到了后面講“麻雀和燕子”的區別的時候,歷史又暗暗地進入其中。

這首詩對自然和歷史的理解,也與詩的雙重精神來源之間的關系相合。前面提到,詩中對兒童的描述方式,滲透了一種道家感受力。詩人看到了幼童身上的陌生和殘酷的力量,看到了他的自足性,他的“渾然如一”的“吸引和渾化”。道家立場看重的是人的自然性;而儒家立場更多的看重的是人的倫理和歷史性。這首詩中自然和歷史之間的糾纏,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道家立場和儒家立場之間的相互交織的關系。從風格角度來說,這首詩也是如此。詩中雄健、深情的風格動力來自儒家,而較為放肆、野性的那種風格動力則來自道家。

就寫法而言,這首詩采用了一種將敘事、議論和述懷三者結合起來的方式。詩人在每一段敘事之中,經常夾雜著大段對這一事件或場景的現在的看法和評論。而在某幾處,作者又對自己的志向和憂慮進行了述懷性的直陳。從敘事來說,有好幾段寫的并不是幼年時代的場景,而是成年之后的事,特別是寫“勝斌伯”和“父親”之死的那一節。這是由于詩采取了一種回顧性的視角,它并不只是回憶幼年時代的場景,而是要把它納入到和后來的歷史的關系之中予以理解。同樣,由于回顧,詩中包含著大段的議論。這里出現了所有回憶性的敘事詩都會遇到的一個問題:在“回顧性的視角”與“幼年經驗的原初視角”之間,應該如何處理才更加妥當?這首長詩中,“回顧性的視角”占據壓倒性的優勢,可能會帶來一些問題。另一方面,從詩的結構上說,這首詩是由眾多可以單獨分節、甚至可以獨立成一首短詩的段落構成,每一段都是對一個事件和場景片段的敘述。除最后一段外,它的各段、各部分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完全遞進或時間先后的關系,而是具有某種并列性質。這種寫法的好處是較為靈活,在閱讀起來的時候,類似于讀一首分節的組詩。但它也有問題,在銜接和過渡方面的必然性可能并不足夠充分。不過,總體來看,這首詩整體讀下來并不會讓人覺得沉悶、疲倦和受到阻礙,在氣脈運行上是動力十足的。這得益于詩在句法上的生動、雄健和不拘謹。

對一首長詩來說,氣息、語勢和貫注于其中的精神力量,與詩在細節方面的結實度或具體感同樣重要。前者取決于詩人信念的堅定和肯定性;后者取決于詩人對自身經驗的自我觀照能力。這兩個方面,其實都與詩人對自身的誠實有關。不僅細節的結實和可信度來自于誠實,那種堅定和肯定的信念,最終也植根于誠實。《幼年文獻》在這兩個方面都做得相當出色。讀者未必會完全認同其中的文化立場,但對于一首誠實地面對自身與歷史的詩歌,如果讀得仔細,我們仍能從中獲得許多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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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23發布  |   次關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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